椅子的象征意义与权力的成本
一日，有朋友来访，说到如今人们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，都市家庭中的沙发成为常用坐具，过去的硬木交椅，倒是不多见了。其原因究竟何在，言谈间起了些争执。朋友认为，相比于椅子，沙发在功能上更加完备，坐上去或者是躺上去，都是可以的，让人在感觉上更加随意，更加舒服。椅子虽然同样能坐，能靠，有扶手，功能性也够了，但随意性不足，舒适性不好。尤其对于那些天天在外奔波劳累的人们来说，回到自己家里，能在沙发上一倒，不仅倦态顿消，心里的感觉也好多了。因此，这位朋友认为，沙发功能齐备，椅子可以休矣。
我却颇不以为然。原因是这位朋友忘了，椅子还有沙发不可替代的另外一项功能：权力象征。
我想，不仅仅是中国人，喜欢把椅子和权力联系在一起，恐怕这也是人类的共性。古罗马的皇帝，除了手握权杖，还得坐上只属于他的那把高高在上的“龙椅”之后，才算得上是正式落座登基，可以昂首挺胸，接受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们的朝拜。
再说说现在的安理会。五个常任理事国开会，要讨论决定全世界发生的各类大小事务。大使们走进会场之后，首先是不可能躺在沙发上举手表决，其次是得找把椅子坐下来开会。当然，安理会不可能采用梁山好汉们的办法，也去排出个“座次”来。果然要排的话，哪国是老大，哪国又是老二呢?哪国大使坐的椅子该排在前面，哪国大使的必须在后面?这个时候，别说什么“天书”，你就是把天王老子本人直接请下来，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——椅子虽小，事关国体、国威和国家主权，天王老子说话也没用。美国人不就是喜欢搞“单边主义”吗?可也没有本事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会议厅里设一个“头把交椅”，然后让美国大使自己坐上去。于是乎，大家只好想了个办法：开“圆桌会议”——谁坐的椅子都一个样，谁的椅子都不许靠前。与会者们围成一个圆形，从而避免了所谓的权力大小和位置前后之分。这个时候，表面看来椅子似乎失去了权力的象征意义，可在实质上，椅子呈圆形摆放的这一形式本身，更加体现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治权力。
最难堪的还要数搞台独的李登辉、陈水扁一干人等，每年都纠合一帮弱小国家“请愿”，妄图在联合国的神圣讲台前为台独分子摆上一把交椅。可是，年年“请愿”，年年都闹一个灰头土脸的下场。这个时候，椅子的作用和象征意义更是不可谓不大了。如果真让那帮台独分子得逞，李登辉、陈水扁之流进到联合国里面去公开闹腾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兜售分裂中国的阴谋，这天下就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了。让所有坚持正义感的人们欣慰的是，椅子的功能依旧未变，但绝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坐就能坐得上去的。尤其是在联合国这样庄严的地方，哪能允许跳梁小丑们也有椅子坐?
此外，谁不想在北大、清华这样的名校里找到能坐下听课的一把椅子?可那需要经历十数年的寒窗苦读，还得具备相当出众的天赋才华才行。就学习的权力而言，平等恐怕还只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梦。
因此，在人类社会，椅子的功能早已不仅仅是歇歇脚，或靠上去养养精神那么简单，而是更多地成为了人们权力的象征。进一步说，凡占有“交椅”者，都是权力结构中人。还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：每一把“交椅”都不是从自家带来的，而是某种制度安排的结果。有的“交椅”是更高的权力机构设置的，有的“交椅”是合作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通过博弈确定的。
由于“交椅”是制度安排的产物，而制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，所以占有“交椅”的权力(或制度赋予“交椅”的权力)是一种受到约束的权力，这种约束来自于四个方面：一是拥有这种权力所对应的承担责任的能力；二是制度对权力边界的界定；三是其他个体(或利益集团)对有限权力的竞争压力；四是由制度变迁引起的维护权力的成本。但凡人们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时候，都必须考虑上述四个约束条件。换一种说法就是：我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份权力?这份权力究竟有多大?什么人在与我争这份权力?保住这份权力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?因为，任何权力都依赖于被赋予权力的人所做的保护其权力的努力。想过之后，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回答。所以，总是有那么些人不愿意沾权力的边。
回到我和那位朋友的争执上来，之所以让我产生椅子现在还不会被淘汰的结论，是因为在我看来，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继续存在，主要取决于该物品的功能是否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效用，以及为获得这一物品的成本。也就是说，物品客观上的功能加上人们对它的主观偏好，才真正体现它的“使用价值”，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成本，再好的东西，要不起也是白搭。
总之，不是所有的椅子都能随便坐人，也不是所有的椅子都会被淘汰。尽管坐沙发也有坐沙发的乐趣。 |
